日期:2020/05/02   IAE 報導

作者 | 吳緒亮  騰訊研究院首席經濟學顧問

 本文於2020年4月23日首發《中國經濟時報》“智庫觀點”欄目。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來，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目前，關於新基建的基礎理論、範疇劃定、戰略價值與戰略重點等等核心問題尚待進一步明確，而這些問題的探討只有站在數字中國發展戰略的時代大格局下來看待，方能對其 戰略邏輯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一、新型基礎設施的基礎理論

 傳統意義上理解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是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設施，是用於保證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是國民經濟各項事業發展的 基礎。 新型基礎設施雖然在某些領域也表現為一定的物質工程設施，比如5G網絡和數據中心，但更多的則體現為代碼、APP、軟件、標識和標準這樣的虛擬形態，具有數字化、網絡化 、智能化的特徵，這與鐵路、公路、機場等等傳統基礎設施的產品形態有很大差異。 但是，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對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的作用，在理論根基上具有相通性，所依賴的核心理論均為公共品理論，因此不能強行割裂兩者之間 的關係。 經濟學諾獎得主薩繆爾森於1954年首次將公共品（Public Goods）與私用品（Private Goods）區別開來，指出公共品的必然結果是私人投資不足，因此需要政府乾預。 因此，不管是傳統基礎設施還是新型基礎設施，都需要政府和市場協同發力才可以實現最優的效率。 當前對新基建的範疇劃定尚處於探索階段，有不斷拓展的空間，但主線應該聚焦在數字類基礎設施。  2020年4月20日，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明確表示，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提供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等服務的基礎設施體系。 據統計，目前歷次中央權威會議明確提出的新基建都是數字類基礎設施，包括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  2020年4月9日，中央發布《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寫入其中。 新基建的一個共同特點正是圍繞數據這個核心生產要素的感知、採集、傳輸、存儲、計算、分析和應用進行技術經濟活動、資源配置和製度安排。  

 二、數字中國框架下研判新基建的戰略價值

 由於新基建概念是在疫情后期被媒體引爆，因此，有觀點將其理解為是疫情后短期刺激經濟回穩的應急措施，這是對新基建缺乏長線觀察。 實際上，新基建概念最早是在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提出，完全不是應對疫情衝擊而推出的短期措施。 疫情延緩了新基建的推進，但疫情期間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等數字技術在經濟防控和保持國民經濟發展“韌性”方面的價值凸顯，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等產業互聯網業務爆發 則對新基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 因此，2020年3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進一步強調了新基建的重要性。 由此可見，學術界關於新基建是否能在疫情后經濟回穩方面挑大樑的爭論，實際上是對新基建戰略價值的低估。 那麼，如何從中長期的戰略視角來看待新基建的價值？ 這就需要結合數字中國戰略來統籌考慮。 十八世紀中後葉，人類製造出第一台有實用價值的蒸汽機真正投入生產，這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主要標誌，推動了機器普及和使用，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從此扭開 了經濟快速增長的閥門。 此後，我們又於十九世紀迎來電力技術革命，二十世紀迎來信息技術革命，正是這一輪又一輪的科技進步浪潮不斷推動著全球經濟持續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技術均為通用目的技術而非特定目的技術，即其影響力可以擴展到經濟生活的各個行業領域，因此才會如此劇烈地推動變革與增長。 當前二十一世紀正迎來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的浪潮，這樣的時機可以說是百年一遇。 中國因為歷史原因痛失前三次浪潮，而面對新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我們已經有了非常堅實的數字經濟發展基礎，因此完全有能力抓住這一次機遇，從而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 正是在這樣大的時代背景之下，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了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從國家層面對中國信息化進行頂層設計和統籌 部署，這對於更好更快地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和國家數字競爭力提升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數字中國內涵與外延都十分豐富，而構建一個產業鏈條完善、安全保障有力的新型基礎設施體系，無疑對其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實際上，如果我們回溯互聯網行業二十多年的發展史就可以發現，正是以1993年啟動的“金”字工程為典型代表的信息基礎設施能力打造才為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 因此，傳統基建契合的是工業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和全球製造業梯度轉移這個時代背景。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以“鐵公基”為典型代表的傳統基礎設施投資快速增長，其占GDP的比重由2.57%躍升至21.02%。 雖然傳統基建短期內還會是投資拉動經濟的重點，但其拉動能力自2012年以來已經開始遞減。 而當前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下行通道，逆全球化思維盛行，同時工業經濟加速向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轉型升級。 新基建契合的正是新一輪技術和產業變革浪潮這個“新”機遇（實際上這是新基建之“新”的根本所在），與“數字中國”戰略一脈相承。 它雖然目前投資體量還很有限，但其對各行各業降本增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促進整個經濟中長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貢獻度正處在快速爬升階段，可以為中國未來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補齊短板，戰略價值不可同日而語。  

 三、數字中國框架下發展新基建的戰略思路

 首先，需要高度重視新基建對數字中國發展的三大效應。  （1）整體效應。 基礎設施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是一個經濟領域長遠可持續發展的基石與保障。 加速推進新基建，有助於數字經濟、數字政府、網絡空間治理等數字中國各個細分領域的持久創新發展。  （2）戰略效應。 新基建上升為國家政策和社會共識，有助於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商業戰略與國家戰略更加契合，有助於人工智能、雲計算和產業互聯網等核心業務推廣。  （3）直接效應。 一方面，國家和地方後續會從政策與資金兩方面直接影響到互聯網行業，另一方面，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存在巨大機遇。 比如，2020年2月24日，國家發改委等11部委聯合印發《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就專門強調了“構建先進完備的智能汽車基礎設施體系”、“推進智能化道路基礎設施規劃建設”  。 綜合來看，推進新基建對數字中國發展的影響，整體效應大於戰略效應，戰略效應大於直接效應。 其次，需要明確新基建中政府與市場、國有與民營的關係。 新基建推進中，政府規制與市場競爭如何實現有機平衡將考驗我們的政策能力。 對於如何在新基建中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民營經濟的作用，我們需要盡快形成共識。 新基建的哪些部分適宜市場力量為主，哪些部分可以政府力量為主，哪些部分需要多種力量合作，以及以何種機制進行協同，都迫切需要在理論上進一步釐清。 對於傳統基建來說，並非所有的基礎設施產品都符合嚴格意義上的公共品界定，很多僅為準公共品；即使某類基礎設施產品屬於公共品，也並不意味其整個產業鏈上的每 個環節均為公共品，而這一點實際上構成了近二十年來全球範圍內推動電力“輸配分離”、鐵路“網運分離”等壟斷性行業改革的理論基石；即使該基礎設施產品的 某個環節為公共品，按理論需要由政府提供最為有效。 但按照世界銀行總結的經驗，政府提供不等於政府生產，民營經濟在其中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比如一度盛行的公私合作PPP模式。 因此，民營經濟在傳統基建中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 而對於新基建來說，其在發展節奏和投資方向上都必須注意與運行在其上的數字經濟活動協同，在與數字經濟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方面更要提高敏捷度，否則無法適應數字經濟 快速迭代創新的經濟特徵，因此需要更加強調市場機制和民營經濟的主導作用。 民營經濟參與新基建決不能只是舊瓶裝新酒，更不能是去分傳統壟斷行業的一杯羹，而是要一視同仁、公平競爭。 再次，需要釐清新基建與數字經濟和產業互聯網的複雜關係。 新基建與運行其上的數字經濟理論上界限清晰，有學者將其形像地類比為路與車的關係。 但實踐中二者往往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比傳統基建的路與車關係複雜得多，有時甚至出現既是路又是車的情況。  2020年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保持線上新型消費熱度不減。 線上新型消費是數字經濟的重要內容，與新型基建是相輔相成的。 數字經濟是新基建的市場基礎，是新基建的需求來源。 產業互聯網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是新基建的市場先鋒軍，為新基建的主攻方向勾勒了初步的輪廓。 新基建是“數字土壤”，是“底座”，將為數字經濟和產業互聯網持續發展、新業態新模式培育和數字中國建設夯實基礎。 最後，需要以平台思維去打造新基建的數字生態體。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要強調生態體打造，因為只有催生了一個繁榮茂盛的“數字生態共同體”，其下的新基建才可以真正意義上發揮基礎設施的作用。 比如，2017年國務院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科技部為此遴選出騰訊醫療影像等代表性業務領域打造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放創新平台。 這一平台並沒有關起門來自己埋頭做，而是依托騰訊覓影在醫療AI領域取得的技術突破，發揮“連接器”的作用，從創新創業、全產業鏈合作、學術科研、惠普公益 四個維度推動開源開放，並在疫情期間與鍾南山團隊合作成立大數據及人工智能聯合實驗室。 基於這一策略，騰訊構建了一個醫療機構、科研團體、器械廠商、AI創業公司、信息化廠商、高等院校、公益組織等多方參與的開放平台，從而促進了新型基礎設施平台的整個數字生態 繁榮。 實際上，不只是人工智能，在5G、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等各個領域打造新型基礎設施，都需要重視以平台思維去構建應用生態系統，需要匯聚應用需求、研發、集成 、資本等各方，通過產業與金融、物流、交易市場、社交網絡等生產性服務業的跨界融合，推動各行業各領域的“上雲用數賦智”和融合應用創新。 因此，平台和生態思維是發展新基建乃至建設數字中國的必由之路。